回望中國電科強國強軍的發展歷程
一代代科技工作者
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
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歷史擔當
以實干實績為電子信息事業筑牢了基石
書寫了正確政績觀的時代答案
今天，我們一起重溫院士們的先進事跡
從他們一生的堅守和奉獻中汲取智慧力量
接過他們手中的接力棒
答好科技自立自強的奮進答卷
如逆水行舟、不進則退
出生于四川成都的周壽桓，與同齡人一樣，躲過日本侵略者的飛機，參加過抗戰勝利游行，見證了抗美援朝、三年困難時期、改革開放。作為激光領域的著名專家，60多年來，周壽桓把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國家、社會的需要結合起來，將愛國之情、報國之志融入光電科學研究發明的主戰場。
60年代初，在錢學森的建議下，中國電科11所開始籌建固體激光實驗室。1964年底，研制成功一臺實驗用紅寶石激光器。經過大量調研，客觀分析激光的特點、發展前景、可能應用場合等，確定“光雷達為綱”的建室方針。周壽桓和同事們團結合作，圍繞目標開展高重復頻率高光束質量固體激光器、高重復頻率脈沖氙燈、Nd：YAG晶體、精密測距計數器、高靈敏激光接收機、優質光學薄膜、精密光機設計加工與裝調等系列研究工作，并把實驗室研究與外場試驗緊密結合起來，用研制的設備支持外場試驗，用外場試驗暴露的問題和取得的經驗指導設備的研制，二者相互促進。
周壽桓院士的科研理念是，做科研一定要結合國家重大需求來做，一定要建一流的實驗室，一定要做一流的科研，一定要培養一流的人才，他經常說：“研究工作一定要有長遠的、明確的應用方向。為了滿足應用和可持續發展，又必須堅持深入、系統地開展基礎研究。”2010年首先突破萬瓦級高亮度激光關鍵技術，使中國成為第二個掌握萬瓦級高亮度全固態激光技術的國家。2005年國際上首次提出一種新概念激光材料。2012年成功觀察到激光輸出，為國際首創。2019年，創新性地提出了一種新型量子激光雷達技術，與普通激光雷達相比，在同樣情況下所需激光的發射功率減小了5個數量級。
如今，周壽桓院士已近90歲的高齡，仍然每天奮戰在科研工作一線，帶領團隊和學生從事固體激光工程及應用研究。他用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，為廣大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作出了生動詮釋。
耿耿丹心獻祖國
1935年，張光義生于四川瀘州，年少時山河動蕩的歲月，在他心中埋下了“科技強國”的種子。1962年2月，張光義畢業于莫斯科動力學院無線電技術系。在他剛被選派到蘇聯留學時，學的原本是水利專業。后來因為國內建設的需要，張光義毅然根據祖國的需要轉換專業，學習雷達的相關知識，回國后來到中國電科14所，和雷達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彼時，新中國雷達工業一窮二白，所有研發之路都需從零起步，而張光義始終秉持“為國攻堅”的信念，將全部心血、智慧毫無保留地投入到鑄就國家堅固國防盾牌的事業中。
上世紀60年代末，隨著人造衛星和洲際導彈的快速發展，國家急需能夠監測外空目標的超遠程預警雷達。周恩來總理批示“要多搞幾把‘扇子’”，即研制遠程預警雷達，確保國土安全。35歲的張光義扛起“7010”工程重任，開啟了攻堅之路。
冀西北黃羊山海拔千米，冬季寒風如刀，氣溫低至零下二十多度，盛夏的山洞潮濕悶熱，簡陋的宿舍、匱乏的物資，從未動搖他的科研決心。沒有現成的先進儀器，他就和團隊一起自力更生進行改裝；為了趕超進度，他們廢寢忘食、通宵達旦地工作；海量的數據計算，全靠手搖計算機、算盤和紙筆演算。最終，張光義和團隊親手建起一座占地千余平方米、高達八層樓的巨型雷達。1975年9月，雷達的四分之一個試驗陣面成功觀察到了外太空目標。1977年，該雷達通過全站試飛鑒定。這標志著我國第一部遠程相控陣預警雷達研制成功，開創了我國研制相控陣雷達的先河。
走出深山，征途未止。張光義將自己寶貴的科研經驗匯集成書，1994年，出版我國第一部相控陣雷達專著《相控陣雷達系統》，該書成為雷達專業的重要著作，對推動我國相控陣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。
張光義常常叮囑自己的學生：“別人永遠不會把尖端國防科技拱手讓人，必須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，勇于探索尖端科技‘無人區’，才能從跟跑、并跑最終到領跑。”談及他的人生態度，張光義只說了簡潔明了的十二個字：“關心國事，刻苦學習，勤奮工作，熱愛生活。”這正是他一生科技報國、潛心科研的真實寫照。
國家需要就是我的責任和義務
雷達，是國防的眼睛，也是賁德院士的一生。1957年，高中畢業的賁德考上哈爾濱工業大學，立下人生目標：“學得文武藝，服務新中國！”5年后，他被分配到了中國電科14所，那是當年新中國唯一的雷達研究所。
如果說創新是政績的核心動力，那么攻堅克難便是政績的必由之路。彼時，我國雷達工業基礎還比較薄弱，很多技術領域處于空白。“一窮二白，白手起家。”為預防彈道導彈攻擊，新中國急需建造自己的相控陣雷達。1965年，賁德與團隊憑借實干堅守，從原理探索到技術攻關再到雷達建造，闖過一個又一個難關。期間，他七進深山基地，一去都是大半年，終于將這部雷達研制成功。
在相控陣雷達研制成功后，本可以功成身退的他，毅然接下了全新的攻關任務。他坦言：“國家需要就是我的責任與義務，責無旁貸！”面對機載火控雷達關鍵核心技術難題，他和團隊立下“軍令壯”，沒經驗、沒資料、沒樣機，賁德從原理學起，帶領團隊夜以繼日，研究了上百個課題，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研制思路。一年多的試飛，他索性搬進了聯試外場，同空軍戰士們吃住在一起；他還堅持親自上機試飛，遭遇過發動機熄火、起落架失靈……
“那時候還真沒想過害怕，上機以后，心里就只有測試參數。”十年磨一劍，1988年，我國首部機載脈沖多普勒火控雷達正式研制成功。人民軍隊終于有了“明亮的眼睛”。相關技術被迅速應用到多項產品，大大提升我國國防實力。賁德將研制經驗進行總結，撰寫《機載雷達技術》專著，奠定領域基礎。而他從123斤瘦到了108斤，從此落下了心肌炎的老毛病。
而今，激情燃燒的歲月遠去，已近九旬高齡的賁德仍然保持著當年的工作節奏，培養年輕人。他始終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里，裝著各類正在看的研究資料。每天到20公里外的辦公室上班，“早上八點半，準時準點”；指導天基雷達等前沿技術攻關，出版《天基監視雷達新技術》；帶博士生參加學術會議，緊跟前沿動態，教導學生；跑遍江蘇各地，深入大中小學開展科普……這種堅守，靠的是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歷史擔當。
我這一生，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搞科研
在我國電磁空間安全與防衛的疆場上，一大批國防科技工作者為之默默奉獻、拼搏多年，張錫祥院士則是其中的佼佼者。1965年，響應國家三線建設的號召，他從河北石家莊來到位于四川灌縣（今都江堰市）金鳳山下，在剛剛成立的中國電科29所開始了事業奮斗的歷程。他用充實而富足的職業生涯，立足崗位、以身許國，成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典范。
他強擔當、善作為，以強烈的責任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1967年，張錫祥主持某項目的研制，項目剛過半就面臨關停的風險。他心急如焚，不忍心看著自己和團隊精心培育的項目就這樣夭折襁褓之中。頂著巨大壓力，他把機器和元器件搬到了協作單位，親手進行電裝調試。夜以繼日、孜孜以求，終于完成了該裝備的研制和嚴格的外場測試，并擬制完成了29所建所后的第一份裝備外場試驗報告，從而實現了項目的“絕地反擊”。他說：“我這一生，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搞科研，我有義務為黨和國家做點事情。”
俯下身，一干就是六十多年。他舍小家、為大家，牢固樹立起“全局一盤棋”的思想。張錫祥常說：“我是在黨的溫暖懷抱下成長起來的一名科技工作者。既然此生已與事業永結良緣，就要活到老、學到老、干到老，誓為祖國事業的繁榮發展而不懈努力。”
1973年，張錫祥再次主持某重點項目的研制工作。在一個階段工作完成后，根據任務需要，張錫祥和愛人都要下工廠組織調試生產。在將11歲的女兒和10歲的兒子托付給鄰居代為照看后，他立即率領課題組下廠投入試制攻關。經過一系列艱苦的攻關和試驗，該設備順利完成設計定型并轉入生產。該型裝備的成功研制，培育了一大批科研技術骨干，為下一代系統的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
扎根一線、奮斗不止。張錫祥始終胸懷“國之大者”，用智慧和汗水澆筑起事業蓬勃發展的基石，也生動地詮釋了正確政績觀的深刻內涵。
用心造“芯”
1961年，在河北石家莊一間簡陋的實驗室里，許居衍面對著一堆從廢舊庫里淘來的零件發愁。當時國家正值困難時期，所里經費捉襟見肘。有人提議：“要不先打個報告，等條件好了再攻關？”許居衍搖了搖頭，指著那臺自制的擴散爐說：“國家把任務交給我們，不是讓我們等‘政績’的，是讓我們解決問題的。”他沒有選擇“等靠要”，而是帶領只有十來個人的小組，用“沙石峪精神”在廢舊庫里挖潛力、在破舊設備上做文章。沒有現成技術，就夜以繼日地摸索。最終，他們建成了硅工藝研究線，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塊硅平面單片集成電路。這份“政績”的背后，是勤儉辦科研的務實作風。
在漫長的科研生涯中，“科學決策”是許居衍一以貫之的實踐遵循，“真抓實干”則是他最鮮明的行動底色。他以“山溝人”特有的拼搏精神，帶領團隊攻克一個個難題，在實驗室和生產線上一刀一刻“干”出來的實績，為中國“芯”的起步與發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。
從青絲到白發，許居衍的政績觀始終如一。真正的政績，是服務于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的堅實貢獻，是遵循規律、求真務實的科學結晶，是埋頭苦干、持之以恒奮斗出來的事業豐碑，更是一位科學家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力必不唐捐”的家國情懷。
